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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有改革才能创造改革

[日期:2017-11-30]   来源:经济观察报书评  作者:唐杰   阅读: 4[字体: ]
内容提要:仅仅是在几年前,全世界都聚焦中国,兴致勃勃地谈论着改革开放30年经济奇迹是如何取得的,“北京共识”似乎大有可能漂洋过海、成为拯救贫穷国家的新圣经,中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经济大国似乎也不再有任何悬念……

 

然而,兴奋尚未远去,2008年金融危机不期而至,就在很多人以为“4万亿投资”计划已经帮助中国成功稳住经济之际,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才刚刚渐次显露。中国或许陷入了自1978年以来对经济前景最为忧心忡忡的时刻:经济下行压力不减,个别省份财政收入掉头向下,地方债务泰山压顶,民间投资断崖式下滑、资产价格日益膨胀……

正如所有的追赶型经济体——以日本和“亚洲四小龙”为典型——所曾经历过的那样,高速增长总有难以为继的时刻,之后将是艰难的调整期。能顺利度过调整期,成功完成对发达国家的追赶的国家屈指可数。因此,处于这“关键一跃”的特殊时刻,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何去何从,引发公共政策界旷日持久的关注和讨论。

在此背景之下,唐杰的《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》适时出现。作为经济学博士、曾访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富布莱特教授,唐杰无疑有着专业、开放的宏观视野;而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的前副市长,唐杰多年的一线经济发展实践,又使其对宏观经济拥有不同于一般研究人士的理解。

在唐杰看来,持续数年的隐性经济刺激政策使中国经济发展陷入僵局,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决断来开启中国经济的深度调整;“拖”与“稳”并不利于中国经济长期发展,也有可能引发债务泡沫破灭……

访谈

过去中国做对了,现在有可能做错

经济观察报:你在本书中对中国过去30多年经济发展核心的解释是,中国抓住了人口、投资和全球化,这样“三个红利”,这是个非常经济学的解释。但实际上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讨论中,很多人不仅仅是从纯经济学角度探讨,比如北大的姚洋教授提出了“中性政府”的观点;当然张五常先生很早就提出了“地方政府竞争论”;至于诸如“邓小平做对了什么”这样的提法就更多……核心都是指向政府、政策、体制在这轮高速发展的角色,你怎么看?

唐杰:我是接受这个前提的。中国在35年内发展到如此高度,肯定有政府做对了的原因,我在本书里想表达的是:过去,政府在一些有利条件下做对了,现在则有可能做错——条件发生变化了,假如认识不到,就可能会做错。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之一。

写作过程中,肯定涉及到中国这30年经济奇迹是如何发生的。因此,我花了一大段写改革——这就是“中国做对了什么”:因为改革了,才可以获得“三个红利”。现在,“三个红利”逐渐消失了,怎么办?只有一条路,加大与深化市场化改革,建立起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。这是我想表达的第二个意思。

第三,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成就是不是奇迹,世界范围内很多人持怀疑态度。但中国奇迹是是实实在在、看得见,摸得到的:经济增长时间如此长、变化如此大,同时伴随着人均收入的实际大幅增长——这是一个重要指标。中国在诸多领域有了重大突破,已经具有了很典型的现代意义的增长,不是简单的经济总量增长。这是奇迹的根源。

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,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思维定式:将经济增长率当作政绩,好像高增长就证明了我们正确、就证明了我们的体制优势。如果按这个逻辑,现在经济增长率降低了,体制就没优势了吗?这显然是一个悖论。在这个悖论下,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了。

简单地以经济增速高低论优劣,往往什么都说不清楚。增速上去了好、下来了不好,结论就是很滑稽的越快越好。目前拉美经济,如巴西等国陷入经济衰退,大家肯定认为不好;而真实的判断根据应当是,高增长率降下来之后,用得钢筋、混凝土更少,能耗更低,全要素生产率提高,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改善,那当然是好的;如果增速下来了,全要素贡献率也下来、甚至下得更多,那不就是“康乾盛世”的一地鸡毛吗?(“康乾盛世”在中国农业社会应该是做到最好了)“康乾盛世”化成一地鸡毛,就是增长过程高度依赖于人口和土地的增长。现在时代变了,中国可能又面临一个新的局面,回头看,发展非常好;往前看,一个新的浪头又来了……

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个很大问题是:追赶发达国家,不是量的问题,而是质的问题解决不了。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了35年,但还没消除追赶过程的“剪刀差”。所谓“剪刀差”就是,尽管经济增速高,但总量规模主要是靠人多加起来的,与发达国家的人均水平绝对差距还在明显扩大。比如,1980年美国人均GDP是1万美金,中国人均只有300美元,是美国的三十分之一;现在中国人均GDP是美国的五-六分之一,但相对于美国人均接近五万美元,我们是人均8000美金,绝对差距从10000美元扩大到了近四万美元!我们在短期内不可能在质量上追上发达国家。认识到这一点,就要调整姿态,从百米冲刺换成马拉松长跑。这个追赶过程,可能还会持续50年、甚至更长。

经济调整的方向需要政治决策

经济观察报:在“三大红利”消失、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,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,似乎有两种不同的主张:一种主张通过紧缩来推动结构调整,另一种是主张短期内还要靠投资和刺激政策保增长;另外,随着经济增速放缓,对于中国会不会陷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担忧多了起来,你怎么看?

唐杰:5月10号《人民日报》发表的习近平同志讲话《新常态是个客观状态,没有好坏之分》,是一个重要的理论突破,意味着把经济增长速度高低与制度优势论脱钩。过去三十多年政府做对了,推动改革开放,抓住了“三个红利”,加上中国人民吃苦耐劳,我们实现了10%的高增长。当人均收入达到8000美元,劳动力不再便宜了,人口老龄化开始了,经济全球化进入了调整期,我们经济增长率走低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。

“中等收入陷阱”可能有两种:一种是拉美式的——不断消费,越消费越多,没钱了就去借;另一种可能是中国要遇到的——投资率不断上升,投资效率越来越低,坏账不断增加,经济最终趋于停滞。当然,很多经济学家并不赞同世界银行创造的这个并不很严格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概念,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按人均GDP衡量,中国已经跨越过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。

我们应当避免对不严格的概念做严格争论,但可以这样来提出问题: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七十多年,很多发展中经济国家和经济体都经历过高速增长,但真正完成了追赶、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成功案例很少。为什么?因为发达经济体增长虽然慢,但是持续增长。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快,往往不可持续。发达经济体慢增长可持续,来自于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大。由此,出现了经济增长中“龟兔赛跑”,兔子跑得快却追不上龟的悖论。

未来中国要从兔子变成龟,解决技术进步能力低下、投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的问题,要通过提高经济素质、劳动力素质,提高教育水平,要把劳动力从平均初高中水平,达到大学水平,推动产业技术和组织创新,用创新和高端制造来淘汰低端产业,实现经济结构的动态升级。

举个例子:上市公司换董事长后,常干的一件事,就是把财务报表中的坏账全洗出来,利润大幅下滑,当期业绩很差,公司形象可能不好,却会创造一个扔下包袱、低开高走的效果。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有些相似,就是要扔下包袱、敢洗坏帐。

曾经很长时间,我们并不很清楚,“三个红利”对我国高速增长的意义,现在也不太愿意承认这个问题,拼命顶着不让增长率掉下来,已经出现了很突出的投资边际收益加速递减问题。

我做了一个并不复杂的经济统计,比较了过去五年北京、深圳、上海、广州、天津、重庆及全国投资率和R&D(研究开发支出占GDP比例)的变化。深圳、北京、上海的投资率是下降的,广州投资率略有上升,天津和全国平均率投资率到了80%,重庆到了98.5%。投资率的倒数是投资效率,比较的结果更加直观,北京、上海、广州平均一块钱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生产3块钱的GDP,深圳是5块钱,天津和全国平均水平1块钱投资带来差不多1.3块的GDP;重庆只有1.01。再来看R&D,京深沪在大幅上升,明显高于广州、天津、重庆和全国平均水平。重庆的R&D还在下降,已经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。什么是中国的一线城市?不是速度,是质量,是用创新创造了更高投资收益的城市。我们得到另外一个结论,高固定资产投资率与低R&D的组合就是要淘汰的传统发展模式,因为这样得来的高增长是不可持续的。

长期以来,各级政府有一种错误的倾向,把总需求管理的“三架马车”看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,把凯恩斯当作马克思,这是很荒唐的。改革开放35年的经验恰恰相反:改革开放是什么,就是供给侧改革,加入WTO就是供给侧改革。

经济观察报:这个,怎么理解?

唐杰:消除制度性障碍,让所有的创业和创新得到回报,就是供给侧改革。中国两次大的改革,1978年改革开放和2001年加入WTO,就是供给侧改革。因为WTO实际上解决的是整个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关系成本的迅速下降。加入WTO前后,大家都担心开放会把中国很多产业冲垮。结果,除了大豆产业,没看到哪个产业被冲垮。

中国经济从2008年前后开始至今,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,经济增长速度愈发地平稳。先稳定在9-10%不动,现在是稳定在6-7%,仔细想想这其实是很可怕的,如同人的心律是一条水平线!我们要打破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危机表现的传统观念,认识到经济危机的积极作用,清除过剩产能、淘汰落后企业。只有不断地淘汰落后,新技术才可以发展。经济的繁荣和萧条同期性出现,如同心率上下波动,是健康而不是有害。

经济增长是这样一个过程:当一项新技术、新产业出现时,投资会蜂拥而上,投资过剩、产能过剩也使得新产业规模迅速崛起,技术创新不断深入。大浪淘沙,落后的技术、落后的企业就会被淘汰,真正优秀的才能留下来。现在回头看,2000年的美国股市互联网泡沫破灭了,但数字革命没结束,出现了一波又一波技术和产业创新。可见,从繁荣到衰退的调整幅度越大,无望的企业退出越快,经济触底反弹就越快,长期经济发展就越健康。

如果我们真能认识到,经济繁荣和衰退对产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,认识到经济周期的重要功能是淘汰落后,自然就会联想到目前中国经济增长率下滑的积极意义,就会看到对经济增长减速的容忍程度,为什么经济增速6.5%是合理的?降到5.5%就不合理?从一定意义上讲,这是个政治判断!

回顾历史,上世纪九十年代,朱镕基总理从1994年开始调整,一直调到2001年加入WTO才结束。两相比较,目前我们的调整还没真正展开,还在拖。中国这轮大调整,需要做更大、更艰苦的努力,要做好熬的准备。我们要有清醒认识:越不敢去产能,拖着、留着,可能拖出办法,但也可能拖垮了,未来的麻烦就越大。不拖,就要采取汪洋同志在广东提的“腾笼换鸟”。这就要做两手:一手是放手调结构、去产能;另一手是做大规模的培训转岗。因为结构调整意味着大量就业岗位永久消失了,要让劳动者掌握新的知识、技能,为进入新产业做好准备,而不能让他们滞留在过剩产业里。

比如,中国现在钢铁年产能是8亿吨,在北京周围方圆五六百公里内就有6亿吨产能。谁都知道未来中国再也不需要8亿吨钢铁产能,有四、五亿吨钢铁产能可能永远要被淘汰掉。假设1亿吨钢铁产能直接就业人数是50万,带动相关就业100万,淘汰五亿吨钢产量,会减少就业六七百万。怎么办?让他们呆在钢铁厂里不失业?结构调整就有结构失业,失业要有失业救济,要保证失业培训,要推动再就业,这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内容。现在保增长不能和保就业挂钩。要反过来,加强社会保障,加大培训和再就业。没有完善的社保制度,政府就害怕失业、就不敢调整。

 

 

持续拖下去,中国经济不会好

经济观察报:但可能你也注意到了,一些有影响的人士还是认为,短期内要靠投资,才能保增长。至于去产能,因为涉及到国企改革,既有可能涉及国有资产流失,又可能涉及下岗,而现在财政增速不如以往,又担心社保无法给下岗兜底……

唐杰:这些理由是不成立的。持续拖下去,经济不会好。

投资红利的规律是:资本量很小时,资本收益无穷大;当资本不断积累,资本边际收益就会递减;当资本存量很大的时候,资本边际收益就很小。当年,因为中国太穷,资本很少,所以招商引资的边际收益很大;目前从天津、重庆和全国的情况看,过去几年,投资率上升,投资效率下降,负债率包括隐性负债快速上升同步发生。用负债拉动投资,创造更低的投资边际收益,已经难以为继。

经济增长的目的是什么?保持6%的增速是为什么?花在国民就业和再就业培训的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,远比花在治污上的投资效率要高得多,远远比为维持就业、让多数是高耗能和高污染的过剩行业继续生产要好。加大力度,下决心关掉一半或更多的低端钢铁、水泥企业,北京的污染和雾霾就会好得多。

至于说政府有没有钱,这是另一个问题。中央、地方财政再没钱,也要少投项目,多做教育和社会保障,这是结构调整的基础。横向的全球比较可以看出,我国政府的有效税率不高,但有效税率的结构有问题。比如,政府支出和社保这两部分加总所占比例,美日比我们低,德法比我们高。不过,美日德法的一个共同特点:政府支出占比较我们低,用于社保的比例远高于我们。当然,也不可以直接这么比,因为中国各级政府支出中投资的比重要高。这就涉及政府行为转变,政府做好社保、投资教育、提供更多公共产品的支出,短期产出不了GDP,但长期看,一定比现在忙着上项目的效率要大得多。政府要少关注投资,少关注企业可以做的投资,要耐得住寂寞,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,要提高人口素质,结构失业群体能够尽快适应经济结构的变化、进入更高领域的工作。

说到结构调整与国有资产流失,我想不出来两者关系是什么?首先是改革越慢、结构调整越滞后,国有资产贬值的速度就越快。其次是,大量民营资本集中在钢铁、建材等过剩产业里,包括,汽车制造也已是混合所有制……所以,经济调整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,是个不太合理的借口。

经济观察报:朱镕基总理时代,经济调整很重要的一点是国企破产重组,这轮经济结构调整,如果涉及民营企业,怎么调整、去产能?

唐杰:我们特别习惯一句话,有保有压。问题是保谁压谁,不应当是政府说了算,而是市场说了算。应当摒弃行政化去产能的传统思维,习惯于在经济紧缩中去产能。比如说,经济增长速度更低些到5%,行吗?可能性是很大的,过剩产能和落后产能就会不抱幻想地加速淘汰。

有数据表明,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引起的衰退程度明显高估了。大量的公司借口“危机来了”裁员,董事长借口“经济不好了”洗资产负债表,这是利用危机加快结构和公司财务重组。为什么?这些举措在经济繁荣时肯定做不成,衰退了,要破产了就可以抛开面子加快做。现在,一定要把产能削掉,把人们的幻想去掉。

这一轮大规模的过剩是全球的,大规模的泡沫也是全球的,不仅是美国——2000-2008年的那一轮繁荣,“金砖四国”股价泡沫只是略低于美国而已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?经济全球化,通过外商投资,以OEM多样化模块化分工方式,将中国、印度、拉美等新兴经济体几十亿人口、几亿低价劳动力整合为号称“世界是平的”全球产业链条里,资本收益当然明显提高,劳动收益也提高,皆大欢喜。这就是全球化红利,现在全球化红利释放完了,要寻找新模式了,乐观预期一下子成了悲观预期。英国脱欧、美国大选中显露中焦躁悲观,欧洲在中东难民问题出现的巨大社会分歧,表面是政治,仔细想想都是经济。当然也不是没有亮点,从Made in China,到Made in America, again是个亮点,这是新一轮产业革命即将到来的信号。制造业正在进入以新材料、计算机和人工智能为主导的新时期。

经济观察报:但是,从实际情况来看,保增长还是首要的政策目标,怎么理解?

唐杰:各国政府对经济增长都比较关注,因为经济增长确实与当期就业和人民生活有直接关系。我们去看美国总统的报告,会不厌其烦地列举经济增长、通货膨胀和失业率、新增就业的数据,说这是政府的面子或声誉也可以。当然,在经济转型期,经济增长率下降过快可能引起过度悲观的预期也不应当忽视。但从总体上看,中国这轮转型不是短期的、不是一般的经济周期,而是过去三十多年来没遇到过的历史阶段性的大转折,是从中等收入经济蓄势进入发达经济体的跨越。在“三个红利”消失后,要从数量增长转向创新增长,最关键的不是保速度,而是深化改革创新机制。不能以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掩”的短期政策取代长期政策。

要做债务泡沫破灭的准备

经济观察报:除了宏观经济政策走向,当前各界比较关注的政经议题,比如地方政府债务、资产泡沫、去杠杆,你怎么看?

唐杰:高杠杆的问题,道理很清晰:要维持经济增长,结果只能是“用债务创造债务,用投资创造投资”。假如不要这么高的增长,就不用这么去撑投资,这个问题就不会这么突出,越积越大了。

地方政府债务问题,确实和1994年那轮财政体制改革有关:应该承认,那轮改革,中央是多拿了点,地方事权和财政收入是不匹配的,至今也还没形成一套现代、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。

非联邦制国家,以日本为例,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拿6,地方拿4,中央做整体的转移支付,最后有两成给地方政府。现在,中国是不是要这样做?如果这样做,无论什么地区,教育费的支出应该统一。就不会出现用行政命令方式推动教育公平,多招西部学生,引起一些省区群众意见很大的问题。转移支付应当包括这方面的教育支出。未来,省区间的教育公平、社会保障公平是重大的改革方向,这是遏制地方政府过度负债的制度基础。

深圳长期形成了谨慎财政不负债机制,但多数城市没有这样的机制,产业竞争力又不行,就变成地方债务高压的格局。这就是改革的问题。怎么改?肯定是财权和事权要统一。

过去五六年,我国负债率从150%快速上升到250%。其中,企业负债是主体。这里面有两个问题,一是企业为什么不走直接融资的路,原因很复杂。许多上市公司业绩差,失去了融资能力,连带着新的公司不能上市融资。从总体上看,上市公司是一国企业的精华,从我国上市公司业绩持续下滑的表现看,转型的任务真的是十分艰巨。其次,为保增长形成的企业债务,持续下去就骑虎难下:不借,债务就真成了坏账;再借,来维持局面,就成了“债务创造债务”——这很可怕。当债务比例达到300%怎么办?你不能够轻松地说,那是企业债务,我是政府,政府没这么多债务。真正出现大规模企业负债崩溃的时候,政府不可能独善其身。最后大规模债务破灭的时候,政府肯定要救,这是各级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。恐怖的就是这个。所以,时间窗口很重要——债务负担增长太快了。现在要做债务泡沫破灭的准备。

经济观察报:根子上又归结到您说的,经济增速的预期目标应当降下来为结构调整赢得条件,但仅仅调低经济增速目标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?

唐杰:当然不是。不过核心是不要搞隐性的经济刺激了!不难发现,我们M2占GDP比例,与债务占GDP基本上是同步上升,这是什么?通俗地说,就是央行在不断地“放水”。经济转型,一定要把理论政策讲清楚,全社会要形成共识,不能是既想转型调整,又要数量增长。不能既要追求长期目标,又不断采取凯恩斯式的短期刺激政策。经济转型调整是痛苦的,是要付出代价的,怎么可能唱着歌实现经济转型?

做好数字经济转型的准备

经济观察报:如果调整、升级经济,如何升级?你怎么看当前各界热火朝天的谈论创新创业?

唐杰:经济升级,可以观察三个例子,意大利、德国和美国,把它们推至极至,美国可以定义为创新经济,德国代表着标准制造经济,意大利是典型工匠加艺术创意——意大利皮鞋、箱包、玻璃器皿等做的都特别好,也是高收入的发达国家。

中国现在比较强调工匠精神,对不对?当然对,但是宣传科学精神可能更重要。在可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到来时,我们可以回顾,当年福特以生产线形成汽车大规模生产后,马车工匠再优秀,也永远地成为了历史。

应当看到,我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很大,其实美国也如此:中部地区以传统工业化经济为主;西部沿海是创业创新型经济;东北部是科研创新型;南部阳光地带正从传统石油经济,崛起为包括生命科学的创新经济中心。我们和美国一样,也会是几种经济和产业形态并存。像武汉、长沙,重工机械产业很好,包括引入富士康之后的河南,未来可能成为重要的制造中心,德国是非常好的对标对象;北京、深圳也许加上成都,可能会成为创新经济的代表; 上海则更像伦敦、纽约。我们还有很多城市向意大利学习,不可能都以国际大都市和国际创新中心为发展目标。硅谷需要人才,大规模制造需要人才,做名牌鞋子也需要人才。如果这样看,中国提高人口素质可能是多方向的。

未来新一轮新技术革命,主要是两个趋势:数字化和生命科学的变化,包括宇宙、新材料、新能源,都将随之发生重大变化。

现在,产业所有的关键都数字化了。数字化的特点是,一旦发生技术突破之后,复制无成本,但在突破之前,会有大量的研发投入。在这样的数字时代,变革向相关行业的扩散速度是无法想象的。数字加材料等于3D,整个工业的生产过程发生变化了。数字化最大的影响是产业之间的连续的爆炸性突破。举例说,通讯计算技术的突破,会使基于基因、蛋白质和细胞研究的数字化程度大幅提高,人类健康水平、现有的医学医药模式都要产生巨大革命,农业革命、材料革命也会随之发生,等等。

在这场即将到来的革命中,知识比资本重要,人才比资本重要,知识产品将极大地取代物质产品,知识产品增长将远远超过物质产品的增长,面对巨大的钢铁、乙烯、水泥过剩,低端产品充斥,犹豫不决的我们做好准备了吗?反思日本的教训,不在别的,就是这个。日本不缺工匠精神、不缺大规模高端精密制造,但是已经没有当年的创新激情,在创新方面被美国人远远抛在后面。我们未来能比日本做得好一些吗?

经济观察报:在创新经济上你特别提到成都,有点意外,虽然大家都对成都创新的评价比较高。

唐杰:观察成都的创新可以有很多角度,我更多地关注了华为成都研究院快速成长。这与成都产业链发展有密切关系,与成都高水平大学有关系,与成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有关系,更重要的是成都有跟深圳很相像的——有限的改革服务型政府理念。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城市,政府很能干,很有思路,工作很有起色,但未来的发展不一定可持续,为什么?因为政府很自以为是,包办取代市场经济机制,不知道企业创新成功应当获得市场奖励而不是市长奖励。

 

中央事权中央改,地方事权地方改

经济观察报:你在书中对中国未来走向创新给出的解决方案是:收入改革、取消扭曲的财政补贴机制和破除垄断。但目前看起来,似乎这几个领域的改革都不太乐观。所以,您的这些建议能在多长的时间内看到实施的可能性?

唐杰:改革不怕慢就怕站。过去10年,加入WTO之后、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,没有加大改革,改革停顿了。改革只要能往前走,一个改革会带来另一个改革,当各方面改革都停顿的时候,整个国家就停住了。

深圳的改革,也没有惊天动地的举措,但是天天总往前走,一点点往前走,局面就不一样。深圳就坚持,政府不干预企业,而是提供公共产品——按市场化方式提供。就这一条,坚持不懈地去做好。这种做法时间长、见效慢,因此许多地方政府就不愿意做。老实说,中央政府推动引导得也不够。

科技创新大会开得很好,提出了很多改革理念与思路,下一步就是要落实,要实实在在地落实。举个例子,现在所谓的精准医疗,核心是数字化医学。基因测序向上延伸就是细胞数据,分子生物等等,这些也是生命科学的核心,基因治疗、细胞治疗很有可能引领下一代医学技术,美国人将相关领域法律问题解决后,提出了精准医疗,我们没法律支撑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精准医疗,眼睁睁地看着美国人跑。如何解决我们的法律空白?能不能打破传统的管制思路?办一个生命科学的特区,先行先试、形成立法、监管和应用有机结合的创新体制?创新不是口号,是实实在在向前爬的实践活动。这样的改革要不要做?

现在大量的改革,没出门、就在部门之间转,没有试点的支持。35年前改革怎么改?看起来乱七八糟,结果互相一扯,就往前走,再一扯,就又走了,改革创造改革。现在要等着设计好改革,我不明白,怎么设计?

经济观察报:你怎么评估最近这几年的改革?

唐杰:改革,整体设计要不要?像央行SDR(特别提款权)、财税体制改革等等,属于中央事权改革,当然要整体设计。不过我国如此之大,地区间经济发展差异非常大,大量的事权确实在地方,大量的改革确实不是中央政府部门能做的。那就要鼓励、要推动地方加大改革力度,中央部门要放权,要进行改革试点——这是过去三十多年行之有效的作法。有些改革就是要放手让地方政府去闯去试,只要不影响整体——比如,中央建立整体的外汇制度、税制体系。总之,中央事权中央改,地方事权地方改。不能变成地方改革要等中央部门批了再改。

经济观察报:现在提的供给侧改革,跟您期待的改革是在一个轨道上吗?

唐杰:方向是这样的,动作还不够大,实施还比较慢。在现实中,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遇到了供求缠绕的难题,为了解决短期需求的问题,往往会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停顿为代价。

第二,大量的改革应该是多层次、多点的,是无法准确预见结果的一个改革带动另一个改革的联运过程。改革是实践,哪怕不太完善的方案,只要方向对头,就要在实践中加以检验和完善,形成以改革推动改革,一浪又一浪的改革浪潮。这也是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。

经济观察报:可能大家也会想,反腐太严厉让各个部门都不敢动?

唐杰:这是个问题,也不是问题。从长期看,反腐与政府职能转变密不可分,部门职责清晰、法律健全,官员没这么大的行政权力去寻租,腐败才能逐渐消失。

深圳有些作法还是值得推广,比如,持续不断推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;更多地运用比较公开透明的市场化手段去行政化手段、配置资源等等。

深圳突出的一点,就是不断立法、做规章、堵漏洞。这就是市场经济,法治经济、契约关系,法治能够保证契约得到执行。当规则都没有的时候,领导拍板,今天可能拍对了,明天也许就拍错了。权力可以用来拍板,也会产生寻租。如果拍板的权力受到法律法规约束就不同了。这就涉及到怎么立法,法律的适用性和约束力。深圳市人大和一般城市人大不同,权力比较大、立法比较快,对法律的执行经常还要去检查。这种事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,深圳持之以恒,就创立不一样的局面。

大城市的去”制造化”

经济观察报:说到创新,毫无疑问需要人来创新,但近几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“精英退出”——成功的精英大量移民;从去年下半年开始,深圳房价大幅上涨,是否会提高深圳的创新成本?比如,“华为出走深圳”的讨论很激烈。

唐杰:这应当是两个问题。若合并成一个问题,我倾向于将“精英退出”视为典型的“温州现象”:企业慢慢退出制造业转向房地产、从房地产转向非规范金融。温州经济特点是小商品特色制造业,温州企业能把筷子、鞋带、打火机……只要你想得到的小商品,做到世界级规模,行销世界。但当温州拥有了两亿只打火机生产能力是个什么情况?那就撞到天花板了。数量很难再扩张,低端产品技术质量更新缓慢,再投资就是边际收益向零递减。因此,有了钱的温州企业,转而去搞房地产,转向非规范金融。

深圳与温州的差别是什么?这是一座投资收益不断提高的城市,如同我们前面说到的,全市平均每一块钱投资产出五块钱的GDP。怎么能够做到?就是要不断地升级,从低端运动鞋、牛仔裤做高端的从加工装配转向自主创新,从模仿跟随走向引领创新。不只是高科技才有创新,一件女装,不断提升设计含量,就走向了时尚品,同样的女装不同的价格。过去十年,深圳女装数量没有增加,但销售收入提高了四倍,这也是创新与升级换代。

说到房价与创新成本以及制造业出走,这涉及到空间经济学。

纽约、伦敦、巴黎、洛杉矶、旧金山以及西雅图,都是房价高企的城市,特别是美国西部这三座城市,是典型的房价“高了还高”的城市。为什么?一定是城市的效率高。再认真观察,是制造业已经退出的城市。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习惯用“产业空心化”来评论城市发展。可是没有制造业的纽约怎么没有空心化?出了纽约到新泽西一看,恍然大悟,新泽西有很多制造业,纽约的服务业和大学科研是为美国东北部的产业提供服务。这就是大都市的功能。从京沪深看,中国大都市区已经开始了“去制造化”过程,制造业以大都市为中心向外、向二三四级中小城市扩散,是一个潮流。未来,坚持制造业的城市一定不会是具有辐射力的大都市,而是不断虹吸周边中小城市资源的自利型城市,也就是不断自我膨胀、引发投资收益加速递减,持续下去只有一个可能性,向心坍塌。最典型的例子,就是现在的底特律与曾经的匹兹堡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华为终端搬到松山湖是非常正确的选择,是深圳走向大都市区的重要步骤。

经济观察报:讨论华为出走深圳,反对意见的理由就是担心深圳的产业空心化。

唐杰:就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谈产业空心化,理念是错的。中国城市化过程走向大都市区化,就是要深化改革,打破现有的行政框框,在一个更广阔的空间上规划城市化过程。我国在这方面做的最好的,是以上海为代表的长江三角洲地区,以上海为核心,形成了特大、大中小城市分层的城市体系。

相比之下,广东的城市化过程才开始。广东作为全国经济第一大省,21个地市中有11个低于全国平均水平!汕头市是我国第一批经济特区,人均GDP5000美元,低于全国平均水平!这样的城市体系,就产生了广州和深圳两家独大,产业高度向这两个城市集中。未来的发展,就是要将产业向粤东和粤西扩散,将大量制造业向中小城市扩散,形成合理的大都市区体系。

关注大企业的产业政策迟早出问题

经济观察报:你刚才谈到了日本的教训,中国和日本、亚洲“四小龙”这些东亚追赶型经济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。日本和亚洲“四小龙”虽然追赶比较成功,但似乎还没找到创新型经济的路径,这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什么启示?

唐杰:这实际上涉及产业政策问题,强势政府运用产业政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。产业政策是有效的,但产业政策一定是和企业分开才有效:产业政策要做的是给企业创造环境,而不是关注企业怎么做,更不要教给企业怎么做。

举两个深圳的例子:第一、湿地效应,不管在湿地里是鱼吃虾、虾吃虫、虫吃浮游生物,或者几个虾绑在一块吃鱼,那是竞争,政府不管;政府只保证湿地水的成分、千份之三的咸度——就是做好市场竞争环境。第二、扶植非共识创新——当年提出来,被骂得一塌糊涂:没有共识,要去扶植,那不是政府腐败吗?现在看,这个提法是对的。创新假如有共识,就不是创新;创新就是没有共识。没有共识,那怎么扶植?显然不能直接进入企业,只有一个办法:提供有效的公共产品、提供创新的环境。

经济观察报:现在很多地方政府、甚至部委的产业政策,也免不了瞄准龙头企业。

唐杰:大企业的人力财力雄厚,在创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但是离开了市场竞争环境,大企业可能就成为创业的阻碍者。

深圳拥有华为等一批世界知名大企业,但是这些大企业的生产体系是开放的,不断地把自己的业务外包、剥离,就变成一个华为系。给华为供货,变成华为的承包商——最简单的一个好处:华为拥有几万项专利,专利运用到生产就要编制成生产和技术标准,华为创新与供货企业分享,就成了知识外溢的过程。深圳有350家市值达到150亿的上市公司,但更多的是能够在全球细分产业中排名前三的专业化生产企业,成为不断创新成长的源泉。

若政府只关注大企业,给少数大企业特殊扶植政策,一家独大的大企业就会失去创新的动力。这就是典型的大企业孤岛效应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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